工棚子是职工住宿的地方，也称“职工宿舍”。工棚子有可以长期居住的，也有临时搭建的。

　　父亲1952年来林区在贮木场上班，住的就是工棚子。过了两年，林业局建起了家属房，成家的都搬了进去。那些“跑腿子”(单身汉)和不愿把家搬来的工人仍然住在工棚子里，有的终生都没有离开过。

　　1954年的春节，父亲带着我去贮木场的工棚子给他的好友和同乡拜年。路上，父亲再三嘱咐我，不经准许不要随便上叔伯的床铺，更不能翻动他们的东西。

　　来到工棚子，我看见一铺大炕上住了10多个人，每人约120厘米宽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用20多厘米宽的木板支起了一个长条桌案，上面摆着茶壶茶碗、酒瓶酒盅等物品，形成自然的界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人的所有钱粮票证都藏在行李中，人们都自觉地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，那就是不要接近他人的床铺。为此，有人把这个约束列为“四不能动”之内：“木匠的斧子，瓦匠的刀，‘跑腿子’的行李，大姑娘的腰。”

　　1963年，我们工程处用木板建起了一栋临时的工棚子，有几位单身工人和哈市来援建政府办公楼的技工住在这里，这其中就有我们段的油漆工王师傅。他早年丧妻，把儿子拉扯大后就住进了工棚子。当时，他已是七级工，开的工资最多，很是让大家羡慕。平日里，他喜欢饮酒喝茶，经常有人到他那里蹭酒蹭茶喝。

　　一天，王师傅新买了一双皮鞋，放在床铺上。青年工人小庞看到后，说这鞋我穿也能合适。王师傅开玩笑说你管我叫声爹，我就把鞋送给你。没想到，小庞跪在地上一连磕了3个响头、叫了3声爹，穿上皮鞋就走了。王师傅后悔得直拍大腿，说白瞎我这25元钱了。后来，处里建了砖瓦结构的宿舍，王师傅一直住了几十年。他逝世后，儿子从外地赶来，把他的行李和衣服拆个遍，也没找到现金和存折。人们都认定老人家一定有积蓄，但谁也猜不出钱放哪里去了。

　　那年初冬，土建工程基本结束，处里接到了进山修建森铁路基的任务，首先选派我们13名青年木瓦工到勃利沟打前站。进山后，大家开始维修一栋林场工人废弃的简易工棚子，搭好南北两排床铺，盘好炉灶，把屋子烧暖和。第三天，几十名力工背着行李一起进山。分配铺位时，段长把我们这些小青年安排在南侧，让成家的老工人住在北侧，地中间是一道烧火取暖的“地龙”。

　　在打开行李铺床的时候，就听北侧有人大声说：“这个败家的娘们儿，真不会过日子，怎么把一套新铺盖给我捆来了。”

　　又有人说：“我们那口子是穷干净，把行李收拾成这样，干完活怎么睡觉!”

　　接下来是七言八语，都在说自家媳妇的不是。其实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：“男人在外面走，带着女人的一双手”，这些大老爷们儿之所以拿行李说事，目的都是在夸自己的老婆。

　　晚饭时，夸媳妇活动继续进行。他们拿出瓶瓶罐罐，让大家品尝各式各样的炸酱、泡菜。每当有人说“真香”、“手艺真好”时，被夸奖的人都会说这是我媳妇做的。临睡前，段长让我们头朝里，说山里有野兽，万一进来也伤不到脑袋。

　　工棚里的业余生活很单调，没有报纸看，也没有收音机听。每天晚饭后，我就到厨房与做饭的孙师傅在一盏油灯下看小说。段长和3个老工人在打麻将，最后两个输的掏钱买酒和罐头请两个赢的。有两个青年木工也想凑热闹，央求着让他们玩几把。一连几天，他们两人一次也没赢过，天天掏钱请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陪他俩玩的人都是“耍老千”的高手，出牌的时候随手把需要的牌从牌堆里摸回来，手法非常隐秘，不易被察觉。

　　其他没事干的老工人早早钻进了被窝，开始聊大天。他们讲笑话、说传闻，谈风月、唠女人，荤的素的全有。老支书经常提醒他们说话小点儿声，注意影响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当初段长为什么让我们这帮小青年单睡一侧。